陪母亲在国内做手术(三)

一直到十几年前,医院都很不情愿给八十多岁以上的老人做手术。然而近年来由于各种现代监控设备以及应急药品的普及,为高龄老人做手术已经在很多医院习以为常,甚至有些百岁老人也能安全挺过手术。在手术的各种危险因素当中,由于老人的心血管系统已经很脆弱,医生最为担心的是高龄病人出现脑溢血或脑血栓。因此我母亲做手术采用的是局部麻醉。她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一直神志清醒,一旦出现脑溢血或脑血栓前兆,医生可以立即对症用药。

送亲人上手术台,手术室大门关闭的一瞬间最让人心惊胆战。即便是无神论者,也会情不自禁的祷告上帝。一直要捱到病人从手术室推出,医生宣布手术成功,这才有了劫后重逢的感觉,把高高悬着的一颗心重重的砸回了心窝。 我母亲出手术室比预期的时间要早。这时候麻醉还没有失效,她躺在病床上左顾右盼显得特别高兴。我们推着母亲的病床从地下通道原路返回病房,轻车熟路,一点都不觉得像来时那么难走。

很快骨科主任就换下手术服来到我母亲床前,向我们叮嘱了一系列为了防止人工关节脱臼而对我母亲将来行走动作的限制。从现在开始,她将不能盘腿,翘二郎腿,右脚内翻和外翻,弯腰捡东西和穿鞋,下蹲,坐沙发,并且要避免扭身以及任何使她上体与右大腿形成锐角的动作。我虽然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但是想到母亲风风火火的性格,琢磨着这些动作限制将是对她自制力的严峻考验。骨科主任要我对母亲天天讲时时讲,直到她形成新的习惯。

因为准备手术,我母亲几乎一整天没有吃喝,回到病房她就叫着要吃酸奶。然而等把酸奶打开递到嘴边,她已经入了梦乡。我的肚子也是咕咕乱叫,便走出住院楼到隔壁一家卖粥的快餐店吃晚饭。热乎乎的皮蛋粥下肚,别提多有滋味。我忽然想起来新做完手术的病人似乎应该吃些粥才对。于是我吃完晚饭后又要了一份粥,趁热带着回到医院,正好赶上母亲大声呼痛,情急不可理喻。

我知道做完手术在麻醉的力度消耗之后病人会经历强烈的疼痛。然而我自己还从来没有亲身感受过。 现在回想起来,我母亲当时一定是非常痛苦。然而她并没有大声呼痛,而是用她正常的左腿反复踢被子,双手到处乱抓,嘴里振振有词的喊些莫名其妙的指令。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仍然不能让她安静下来,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午夜之后母亲才累得入睡了。我回去随便睡了几小时,第二天星期四起大早回到医院,发现整个病房一屋子的人都很疲惫的样子,只有我母亲睡得正香。护工说昨晚我母亲一直不安宁,不时喊叫,大家都一夜没有睡好。我赶快拿出几盒从美国带来的巧克力送给旁边床位病人及家属,并一一道歉。

在我母亲旁边床位住院的是一位九十来岁的老太太。她有四个女儿住在北京,其中三个已经退休。老人已经有很明显的老年痴呆症状。虽然很安静慈祥,也能回答一些简单问题,但是她已经不太认得出自己的女儿了。我对老人竖大拇指,说她真有福气,有四个女儿在身边照顾。老太太最近无论坐着或站着都觉得痛,只有躺下才能安静,但是来医院后各种检查都不能发现问题。医生给她触诊,手指碰到身体任何部位她都大呼疼痛,把医生搞得一头雾水。她比我母亲住院更早,然而一直定不下来治疗方案。老人的女儿们照顾母亲实在是无微不至。几个人昼夜轮流陪床,给她轻轻搓手,频繁翻身,无论她是否认识自己都坚持慢声细语的和老人说话。我问她们是否考虑把母亲交给对老年痴呆患者比较有经验的护理机构,她们都觉得不放心。老太太已经如此糊涂,她们担心外人不会对母亲尽心。

整整一上午,我母亲一直躺在病床上打点滴,偶尔由我们扶着下床在房间里走个来回。她昨晚因为两手乱动几次将点滴和止痛泵的针头弄脱落,此时小护士只好请一位扎针专业户的男护士来寻找可以输液的静脉。我好奇去看看输液里有什么药品,原来只是葡萄糖和盐。下午医护人员推着移动X光机来病房给我母亲做手术的右腿拍X光片。他们走后我的护工就催我去找大夫审阅X光片。我开始并不在意,觉得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自然会读,但是病房里其他人都对我说得去专门找大夫看结果。我便去医生办公室找骨科主任未果。

从第一次讨论病情一开始,骨科主任就特别强调手术后康复过程的重要性。他要求我母亲手术后二十四小时之内就试着从病床上下来,并且扶着助步器尽量在床边走几步。手术前我新雇的医院护工是个自己也戴着助听器的老太太,比较有经验。她一来就告诉我赶快网购助步器。星期四下午助步器一送到,我们就搀扶着母亲慢慢下床。母亲性急,扶着助步器颤巍巍站立起来后便立刻想往前走。我忙不迭的把她点滴的药袋摘下来,和护工一起扶着她围着床走了几步。母亲大喜过望,就直接要往走廊里走。我们怕她太累,便又扶她回到病床上休息。过了一会儿,骨科主任兴冲冲的走进病房。他和我母亲轻松的聊了几句,便鼓励她试着下床再走走。这一次我有了些经验,一开始就把点滴的药袋摘下来用手举得高高的。骨科主任护着我母亲用双手扶着助步器慢慢往前走,一直走到了走廊里面,并且高高兴兴的和我母亲在走廊里一起合影。他告诉我不要有顾虑,只要我母亲想走路就可以护着她走。手术后的病人其实最怕长期卧床。老年人的消化系统和血液循环都已经脆弱,更需要直立起来,依靠地心引力帮助促进这些系统的工作效率。长期卧床会逐渐引起身体各种系统病症,并很快使腿部肌肉萎缩,大大影响行走能力。

虽然我母亲在手术后二十四小时恢复很快,但是我觉得病房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康复环境。病房里白天人来人往,很容易发生交叉感染。夜间病人和陪护人员同挤在一个房间里入睡,鼾声呻吟不断,睡眠质量也常常得不到保证。从傍晚开始旁边病床老太太开始发烧咳嗽。我决意星期五早晨先让我父亲入住老年公寓,然后尽早把母亲也送到那里康复。

星期五早晨我在八点钟以前赶到医院,希望在医生查房后寻问一下我母亲近日出院的可行性。没想到骨科主任主动找到我,说近日医院里流感比较猖獗,希望我能安排母亲在星期五或下星期一出院。我想起旁边病床上的老太太正在咳嗽发烧,顿觉事不宜迟。不过两位老人不可能一起送去老年公寓。我打算上午送我父亲,然后下午送我母亲。我急急忙忙赶回我父母的公寓。我父亲本来坚决反对去老年公寓,但是这次我母亲住院做手术,他表示愿意和母亲一起去住一段时间,陪着她康复。在早晨离开父母公寓之前我们已经给我父亲收拾出一个拉杆行李箱的换洗衣物。我和表哥一起帮助我父亲拿上拉杆箱下楼,开车去老年公寓。

我们到达老年公寓的时候,几位工作和护理人员已经在前厅大堂里等候。他们看见我们进来都笑着围过来迎接,护理人员簇拥着我父亲,帮他提着行李上电梯去七层我们订好的房间。我让表哥赶紧开车去我表姐家接她一起去医院办理我母亲的出院手续,我自己则在大堂里坐下来,急急的填写厚厚的入住表格。这所养老院的入住程序除了要填写许多表格以外,还要由医生给老人做体检,然后到收费处交押金,房间月费,伙食费,护理费等等。不想我正在这里为两位老人一一填表,那边我表姐的电话打来,告诉我说我母亲突然拒绝出院。

我雇的医院护工是个河北老太太,做护理倒是很干练。她来护理我妈妈第一天就和我商量,希望我妈妈手术以后一直住院,由她护理直到春节过后。我说要在手术后听大夫的意见,她也就没再提起这件事。早晨我在医院已经和母亲讨论过,说医院里流感比较厉害,同病房的老太太也在发烧咳嗽,因此我想安排她今天下午出院乘救护车去老人院康复,母亲挺爽快的答应了。现在母亲突然变卦,让我立刻回想到前几天和护工的谈话。我母亲耳聋,着急起来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只顾发表自己意见,因此打电话给她根本不会起作用。我赶快用微信给她写了一段为什么要她立刻出院的解释,请表姐用手机给我母亲读。又过了将近一个小时,表姐打电话来,说母亲同意出院了。此时已经接近老年公寓办公室下班时间,我和这边的工作人员商量,他们非常配合。半个多小时后一辆救护车来到老年公寓门前。当救护人员把我母亲用担架推进老年公寓大厅,母亲忽然转头微笑对我说:“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个地方这么好。”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天确实是她的护工在向她游说继续住院。然而最后使她改变主意来老年公寓的原因并非是我在微信上的那段解释,而是她认为我在生她的气而没有亲自来接她出院。她不想让我生气。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有时候精心策划的游说和慷慨激扬的论证,在亲情面前竟然不堪一击。

我母亲在老年公寓已经近三个星期了。我在他们房间里加了个床,每天陪着她行走锻炼。母亲的急脾气常常使她试图去做力不所能及的事情。我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她锻炼不要过火。老年公寓环境清洁护理周到,母亲右腿上的伤口愈合得非常好,一点都没有感染。这两天老年公寓的医生刚刚给我母亲伤口拆了线。她已经不再感觉疼痛,每天自己扶着助步器慢慢走去本层的小食堂吃饭。一晃我回国也有四个星期,到了我收拾行装告别我父母回家的时候。我要他们安心调养,下个月我和儿子一起再回来看他们。

(全文完)

 

比尔老师是人大附中校友,1984年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在北京医科大学(北大医学部)任教五年后经CUSBEA项目于1989年来美留学工作,并获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生物学硕士,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计算机信息系统硕士和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MBA学位。他在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工作十多年,博览群书,倾心观察,对青少年心理以及美国大学教育理念颇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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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ents

  1. 看了三篇陪母亲在国内做手术的文章,深切体会到父母已经老去的种种困难,同在北京,正在物色养老院,希望能了解到文中提到那所养老院是哪一家,望比尔老师百忙中能抽空回复,感谢并祝老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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