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母亲在国内做手术(二)

与美国医院冷清的病房相比,中国医院的病房特别热闹。病人,家属,护工,访客,护士,医生,熙熙攘攘进进出出,每个病床以及周围两三尺的范围变成了一个个临时的温馨小家。越是有名的医院病房床位越挤,常常是连走廊里都是人。我母亲的病房里一共有三个床位,每个病床配一个床头柜,一把小椅子,并且在靠墙的公共柜子里享有三分之一的储物空间。虽然没有明确的划分,每个病人的亲属和护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很自觉的遵守着属于自己的活动范围。共用的卫生间里各家自己的东西也都清楚的摆放在一起。病房里每天早晨八点到九点是医生护士查房时间。查房的时候所有病人家属和护工都需要离开病房,由主治医师或护士长带领一群其他医生或护士在病房里挨个问询每一个病人情况。余下的一天里只是偶尔有护士来更换点滴吊袋或打针。护士只管分药,具体给病人吃药则需要由病人家属和护工来操作。俗话说养儿防老,其实在现代中国,养儿的用处恐怕主要是为了住院陪护,因为病房里的各种病人护理几乎全部是由病人家属或护工来负责。而医院的护工绝大多数是四五十岁的农民,看护水平参差不齐,人品也颇难预料。如果没有儿女经常来探视照顾,即使花钱也不见得能买来过得去的护工护理。

在美国医院,一旦病人被收治入院,一切与治疗护理有关的物品器件都由医院提供,成为医疗保险大账单的一部分。病人家属则一概被拒之门外,所有护理都由护士来管理操作。即使是探视病人也要事先约好才行。但是这里我母亲病房里的一切什物,除了病床,床头柜,一把小椅子,一套病号服,和一床被褥是由医院提供以外,其他所有东西全都需要病人家属自行购买。我初进病房,全然不知母亲病床上需要换洗的枕头被褥衣物都得从家里拿到病房来。另外像尿壶纸尿垫纸尿裤湿纸巾一次性手套和三角垫等等这些护理用品都需要病人自己解决。我也搞不清楚应该到哪里去买,因此明知护工有可能从中盘剥,也只好急来抱佛脚把钱交给护工去采办。后来才得知在街上药店里能买到多数东西,要是不着急还可以网购。

上午我把最关键的母亲手术日程定下来以后,便开始考虑下一个难题。我父亲一个月前跌跤送医,此时正在五层老年病房住院,与我母亲生活在同一个住院楼。幸而他除额头上碰破之外并无大碍,目前已可出院。然而我父亲九十三岁高龄,平时依靠我母亲照顾,如果此时出院,我实在是无法同时照顾两边。我决定立即去五层和我父亲的主治医师沟通,希望能够让父亲多住几天医院以解我临时之急。结果主治医生说最晚可以让我父亲多住两天在星期三出院。我来到父亲病房,看到父亲脸色灰白,躺在病床上萎靡不振。他的护工告诉我说父亲知道我母亲摔倒住院,已经去探望过两次。我知道父亲心中焦虑,赶快把母亲的手术计划转达给他,并安慰他说一切已由我处理妥当,不必担心。父亲双眉紧皱,不置可否。

等我从父亲病房回到母亲病房时已近正午,护工告诉我护士已经送来六项检查的单子,全部要在下午完成。虽然最早的检查排在下午一点半,护工认为我们可以在下午两点把老太太推到主楼做检查。算计着还有两个小时,我和表哥抓紧时间把我的行李送到附近我父母的公寓,随便扒了几口饭,下午两点准时回到医院。然而护工却责怪我们来晚了,说因为我们迟到她已经找不到医院的轮椅,要我花一百元去租一个私人轮椅。我在上午已经搞明白在中国病房里病人需要的大多数用品都得靠病人自己临时购买(有点像古时士兵必须自己购买武器装备),因此对租轮椅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母亲从病床抬到轮椅上,并给她盖上厚棉被。我平生还从来没有抬过大腿骨折的病人。现在想来自己当时不知给母亲增添了多少痛苦。搬动病人在美国需要专业训练的护士来操作,在中国则是急来抱佛脚上阵父子兵。

在美国医院,住院楼和主楼之间都会有天桥通道运送病人,但是这里却需要把病人推到楼外,在寒风中运送到主楼。我望着两楼之间大约二十多米的距离,想不清楚为什么不能修个天桥,只能庆幸当日无雨雪。主楼很大,厅里到处是看病的人群。我们先上三层做B超。医院的B超检查区很是壮观,一排八个房间,每间里面一台B超机。每间诊室门口都挂着平板屏幕显示着排队病人的名单。我母亲要做两项B超,但是不知为什么不能在同一台B超机器上做两项,还必须换房间。其中有一台B超机器半路出了故障,因此我母亲被抬进抬出三次才做完两项B超。再加上CT,心电图,骨密度等等检查,她被我们笨手笨脚的搬来搬去,不知道受了多少罪。我注意到别的病人常常躺在病床上直接送入房间做检查,并没有像我母亲这样从轮椅到检查床来回折腾。不过我以为那些病人比较危重,并没有细想。等我母亲做完所有检查回到自己病房,天色已晚。我告别母亲回到父母的公寓,和衣倒在床上直睡到第二天清晨。

星期二早晨起来,我回到医院决心更换护工。我先找到了医院的护工总管付钱得到了新护工,然后回到病房请原来的护工走路。前一天与这个护工交流,我已经很看不惯她。当她知道我要解雇她,便使出泼妇的拳脚大闹。我只要送神,便多给她些钱让她走了。我前脚刚解雇了这个护工,我母亲邻床老人的陪床女儿就跑出来告诉我这护工的种种恶行。我在病房时她对我母亲还好些,我不在时她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对我母亲也很粗暴。我身上冷汗直冒,心想幸亏我自己看出来了,不然一屋子人当着护工的面都不敢说话,直到护工被解雇了以后才肯告诉我。下午我母亲还要做一项B超,我的新护工麻利的把母亲的病床直接推出病房去主楼。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前一个护工竟然为了骗我那一百元轮椅钱,不惜把我母亲来回折腾。我决意今后尽量多在母亲病房逗留。在中国生病住院,如果没有亲属密切关注,很可能即使有钱也不能让鬼推磨。

我母亲下午的检查很顺利的完成了。我便抓紧时间和表哥一起开车寻找养老院。母亲大腿骨折之后肯定不可能再回自己公寓爬三层楼,同时她的手术后康复需求也很难在家满足。前几次回国探亲的时候,我已经抽时间参观了几所附近的养老院,但是都不太满意,不是活动余地太狭窄,就是护理水平不规范,或饭菜差劲。我表哥的儿子最近推荐过他家附近的一所老年公寓,但是我一直还没有机会去参观。这栋大楼的前身是个2008年奥运会期间在西山运河旁边建造的四星级酒店,因为生意太清淡而改成了老年公寓,属于区民政局管辖但是由原地产公司经营的非营利机构。下午的交通并不算拥挤,开车不到一小时我俩就到了。这个老年公寓傍山临河,看上去非常大气宽敞,果然是个前四星级酒店模样。前门外有个小桥流水的花园,虽有些破旧,却仍有韵味。一进大门便有人把我们引到大堂前台,一位年轻女士笑盈盈的请我们坐下攀谈。这里入住老人多为科学院和各大学的退休离休人员,平均年龄八十四岁,楼内每层配专业护士,楼下有小诊所,康复中心,和救护车。大楼共有约二百个双人标准间,房间和卫生间都很宽敞。整个大楼中心空调并且每个房间可以单独调温。女士又领我们走马观花参观了大楼的各种老人活动场所和康复设施,途中遇到的工作人员都笑容可掬主动和我打招呼,而见到的老人则多是高级知识分子模样。此时楼里可以立即入住的只有一间朝南和一间朝北的标准间,我马上做决定把朝南的房间要了下来,交下入住的定金后立即驱车赶回医院,感觉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晚上我回到医院病房和母亲一起。她对手术非常憧憬,激动得睡不着觉,大有一刀解决问题的期望。我告诉她明天做完手术后仍然会疼痛很多天,右腿功能需要几个月的康复过程才能大致恢复原来的功能,不会立刻解决问题。母亲是个急性子,什么事都想立刻实现。但是这一次她必须学会耐心。这样慢慢捱到午夜时分,母亲终于昏昏睡去。

星期三清晨我和表哥早早的来到医院。我们先到我父亲的病房收拾他出院,再到楼下为父亲结帐,并由我表哥打车陪我父亲回家。这边办完事后我赶快到我母亲病房。手术这一天我必须和我母亲在一起,并且要等在手术室外面随时准备签名同意各种可能需要的操作。骨科主任早晨一上班就来到我母亲床前和她攀谈。三天来他每有时间必来和我母亲聊天,问寒问暖,说些同学们的往事。我母亲的手术大致定在上午十一点。然而时钟过午,仍然不见医务人员前来推送母亲去手术室。正焦急时,骨科主任急匆匆走进病房,告诉我们说前面另一位大夫主刀的膝盖修补手术出了些疑难,还需要一些时间收场,让我们再稍等。刚过下午三点,一位高大壮硕的医务人员走进母亲病房。他核对了我母亲的姓名,在她的病腿上做了标记,和我一起把病床推进走廊。这次他没有把我母亲推到楼外,而是进电梯一直下到地下室。原来住院楼和主楼之间在地下其实有一条通道连接。然而这条通道显然并不是为运送病人而建,倒更像是以前备战备荒时候挖的地道,里面弯曲狭窄阴暗,地面也不平,每隔一段路便要通过一扇厚重的钢门。母亲的病床在地下通道里需要仔细把握才不会处处碰壁。

医院的手术室在主楼最高的十二层。手术室大门外是家属等候区,里面已经有一位中年妇女和几个年轻的黑人学生。我母亲的病床推进手术室后,骨科主任从里面走出来简单的向我介绍了下面一个多小时的大致流程。不一会儿另一位大夫出来让我在几张表格上签了字。剩下的事就是盯着手术室的门专心等候了。我从早晨起来还一直没有吃东西,可是又一点也不敢离开,所幸背包里有个水瓶解渴。我们几个人在等候区东拉西扯消磨时光。一个多小时以后忽然三张病床鱼贯推出手术室大门,大家皆大欢喜,手术全部成功。

(待续)

 

比尔老师是人大附中校友,1984年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在北京医科大学(北大医学部)任教五年后经CUSBEA项目于1989年来美留学工作,并获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生物学硕士,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计算机信息系统硕士和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MBA学位。他在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工作十多年,博览群书,倾心观察,对青少年心理以及美国大学教育理念颇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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