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母亲在国内做手术 (一)

我父母的身体一直很好。他们退休以后到处旅游,也常来美国,每次住个一年半载。然而他们并不习惯在美国常期居住,八十岁以后便不再出远门,只是偶尔在国内走走。两人在北京的老楼房里没有电梯,幸而是三层,倒也并不太碍事。我母亲退休以前是一所高中的数学老师,急性子,什么事都等不得非要立刻就做不可。我父亲在大学做教授,任何时候都是慢条斯理的。两个人的嗓门都洪亮,又非常固持己见。我母亲坚持自己做家务,绝不肯考虑雇保姆,更不要说提去养老院的事了。我是独子,来美国近三十年,眼看父母渐渐老迈独居国内,又不肯来美国,真是进退两难。近几年我虽然每年都回国探家几次,并且在家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但是仍然不放心。九十上下的老人一旦有事,我在美国绝对是鞭长莫及。

2019年新年伊始,费城天气尚好,只下过两场一寸多的小雪。星期五早上我忙到快上午十点了才想起瞟一眼微信,却发现老妈很罕见的给我写了几句话,说她刚刚在家里摔倒,不过问题不大,要我打电话找我表姐过来送她去医院查一查。我再仔细一看,发现这段话是两个小时以前写的,顿时寒毛倒立。我父亲几周前下床时跌了一小交,送医院后虽然没有查出什么大毛病,但医生仍然决定让他住一阵病房观察以防万一。因此最近这些天我母亲是独自一人在家。她给我发微信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九点多钟, 而现在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从监控视频上看家里没人。想来可能已经送到医院。

不久我表姐从微信告诉我说老人已经用救护车送附近医院急诊拍了X光片,确诊右大腿股骨骨折并收治骨科。这些天我表姐家里女儿做月子丈夫又前臂骨折,正忙得不可开交,又偏偏添出这样一件大事,把她累得几乎晕倒。我苦等几个小时后于北京时间星期六早晨八点(美东时间星期五晚上七点)终于和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母亲通上话。老太太大声呼痛,说自己不能动护士不给止痛药。旁边的表姐告诉我说周末值班医生不愿干涉,什么事都要等到星期一主治大夫上班以后再说。我父亲虽然住在同一所医院的病房,但是医院不愿让九十三岁高龄老人签字做决定,一定要等到与我见面之后才能确定治疗方案。

撇开我父亲是否还有个人权利不说,医院这个决定意味着我必须立刻订第二天最早的班机,这样星期天下午可以回到北京赶上星期一早晨医院大夫上班讨论治疗方案。我这里每耽误一天,我母亲就得在病床上多煎熬一天。大概是由于一月份出行旅客特别少的缘故,我上网查寻发现各航空公司居然都有票。我赶快挑了一班飞行时间最短的美联航班机,从费城出发在芝加哥转机,一共不到十八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北京。

买好机票,我开始考虑母亲的治疗方案。虽然我出国前在北医大教过五年生物化学,但是对疾病治疗几乎一无所知。幸而我的大学和高中微信群里有很多做医生的同学。我赶快在各群里发帖子求助,很快大家给我回帖提供了大量专业意见,并且有好几个在国内的同学要帮我联系著名医院和大夫以及到医院替我看望母亲。关键时刻同学的关爱与帮助委实令我感动,也极大缓解了我的焦虑。根据专家们的意见,老人差不多都骨质疏松,一旦摔倒股骨骨折,愈合的几率基本为零。有效的治疗办法只有做手术更换钛合金人工关节。选择保守卧床的老人预后很差,多在一年内去世。在这方面我母亲倒是非常开明。她一进医院就闹着要求大夫立即给她开刀,我也决定手术是最佳选择。

此时天色已晚。我迅速收拾了行装, 又赶快开车到附近商店去买了些路上吃的食品以及回国送人的礼物,再回到家时已经半夜。第二天一大早我起身由太太开车送到费城机场。机场里空空荡荡,我很快过了安检到达登机口,一边等着登机一边到处送微信联系。不料我这班飞机因为芝加哥气候太坏晚点一小时。我这才想起最近两天中西部暴风雪的报道,不禁懊悔自己为什么阴差阳错挑选在芝加哥转机。很快飞机晚点升级为五小时,大家开始排队改签机票。

这个时候已近正午,当日去北京的飞机已经没有希望赶上,而第二天的班机都要到星期一下午才能到达北京。想着母亲要在病床上多熬一天,我只恨自己前一天订票时太不小心。正当我在柜台灰溜溜改签第二天航班的当口,太太打电话过来说她发现国航有一班飞机当晚半夜零五分从休斯顿起飞于星期一早晨四点四十五分到达北京。美联航与国航有合作协议,因此柜台二话不说就帮我改票飞休斯顿再转国航到北京。

一路无话,将近三十小时之后我终于走进了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虽然离早晨八点医院上班还有三个多小时,但是考虑到北京早晨高峰期的拥堵情况,我必须争分夺秒。进关之前所有持外国护照的旅客都必须在机器上录入十指指纹。我去年十月份已经将指纹备案,但是仍然需要把护照送入机器扫描,然后拿着收据入关。好在入关队伍不长,十几分钟后我已经到达领取托运行李的传送带。不想由于临时转换航班,我的托运行李并没有运到。等我办完失落行李手续坐上出租车,天色已透亮,机场路上满是拥挤不堪的车辆。

虽然离早晨八点还有将近两小时,但是从交通堵塞的情况看,能否及时到达医院完全是个未知数。随着出租司机在车流中腾挪,我打开电话,发现几个同学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各方面的关系,一位同学还抽时间探望了我母亲。我真是感激得泪都要流出来了。中美做事习惯有极大不同,在中国,亲情和友情比钱还要重要。

在出租司机的辛苦努力之下,我终于在早晨七点三十五分到达医院。这所医院对我来说是又熟悉又陌生, 因为我从小就在这所医院看病,上大学那年我得了中毒性痢疾,也是这所医院的大夫救了我的命。今非昔比,那时候的三层小楼如今已经变成了拥有一座十二层诊疗大楼和一座九层住院楼的二甲医院。我已经得知我母亲住在六层骨科病房,便拉着箱子一头扎进电梯冲上六楼。开门一看,却是肾病科,要到我母亲住的住院楼六层必须得翻身下楼回到外面再上楼,十分钟后我终于找到了母亲的病房。

住院楼坐北朝南,整个靠西面的半个六层是骨科病房。南北靠窗的两排房间住病人,中间部分则是护理中心。医生办公室是靠东面的一大间。我母亲的病房大约有三十多平米,朝南有扇大窗,门边是个不大不小的厕所间,屋里一共有三张病床。靠门的床位躺着一位看样子九十岁上下的白发老人,靠窗的床位空着,中间床上躺着我母亲。她身上盖着一床大被,手背上扎着点滴针,脸色惨白,无助而苍老。与美国医院不同,中国医院里的护士大多非常年轻,知识和经验肤浅,只负责尊医嘱给病人打针吃药。普通病房内病人所有其他护理需求,比如搬动病人以及给病人翻身擦洗如厕进食等等,全都要病人家属自理或雇护工照顾。由于家属和护工几乎都没有经过专门护理培训,其看护水平自然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病房内各色人等来来往往拥挤不堪,也使医院病房交叉感染的几率大大增加。当周五深夜我表姐送我母亲到医院急诊时,急切找不到医院正式护工,只好由救护车司机介绍了一个个体护工。这个护工看见我拖着行李进屋,已经猜出我的身份,忙迎出来自我介绍,急急的向我诉说她过去两天如何呕心沥血看护我母亲。我来到母亲床边,她慢慢睁眼认出我来,急问”你来了,我今天什么时候动手术?“

我表哥一天前从内蒙古飞到北京,此时正在走廊里转悠。我的表哥表姐比我大六七岁,五十年代末他们父母去内蒙古支边,将他俩留在我家。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在他俩眼里我永远是需要呵护的小弟弟。表哥见到我便提起更换护工的事。我也有同感,觉得这个护工脑筋转得飞快,极不可靠。表哥已经和医院官方的护工总管联系过,但是由于临近春节很多护工已经回家过年,当日找不到新的护工,只能再熬一天到星期二早晨更换护工。

我母亲在病床上已经躺了两天两夜,身体只要动一动就疼痛不止,心情非常焦躁,脾气特别大。此时我可以选择在本医院尽早做手术,或请一位三甲医院骨科主任来医院操刀,或转院到一家全国最有名的骨科医院做手术。大概是因为护痛,我母亲坚决不肯转院再受颠簸。我也觉得手术并非疑难,再搬动病人恐怕是弊多利少。早晨八点半,医院骨科主任请我们到他办公室讨论我母亲的治疗方案。骨科主任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说话不紧不慢,非常干练。他先用一个模型给我们解释了我母亲的骨折部位以及手术更换股骨人工关节的做法。在医院骨科,给老年人更换股骨人工关节已是常规手术,最高龄的病人超过一百岁。然而要得到最好结果,关键在于术后康复的质量。骨科主任自己在美国和德国都进修过,对西方的现代外科手术以及术后护理的理念非常认同。他认为应尽量减少病人卧床时间,尽早手术,术后尽早下床练习走动并全力防止感染。主任告诉我说他认出我母亲是他的高中老师,医院院长也来过问,他会尽全力把手术做好。我觉得和骨科主任很谈得来,同时也非常认同他的治疗理念。从我母亲情况看,拖的时间越长她的身体和心理越弱,越增加手术风险。因此我决定请骨科主任尽早为我母亲主刀。如果各项身体检查没有大问题,星期三就可以做手术。

(待续)

 

比尔老师是人大附中校友,1984年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在北京医科大学(北大医学部)任教五年后经CUSBEA项目于1989年来美留学工作,并获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生物学硕士,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计算机信息系统硕士和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MBA学位。他在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工作十多年,博览群书,倾心观察,对青少年心理以及美国大学教育理念颇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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